他自认胆小，只能作小心的求证，不能作大胆的假设。
放眼历史、现实，在儒家文教体系之外，中国始终存在着丰富的宗教传统。同时，中国也形成了比较高级而完备的宗教：首先，汉末形成道教。
儒家是文教之命题，旨在反对儒家是宗教之命题。《礼记乐记》：是故先王之制礼乐，人为之节。于是，君子祭祀天地日月鬼神，并非因为敬，而是统治愚民之技巧而已。这是一个文教、多种宗教格局的另一面：多种宗教通过不同方式发挥着类似的教化功能，也即在协助文教发挥作用但因为儒家是文教，追求优良治理秩序，而神灵崇拜、宗教可以深刻地影响人心进而影响社会秩序，所以，儒家也不可能不对其施加压力。
然而，比较一下道教与佛教间的冲突，就会发现，儒家与佛教间的冲突，要平和得多。宋明几乎所有大儒都有出入佛老之深刻生命经历，有些人最终归宗于儒家，但仍深受其影响，有些人则终生心在佛门。其实这个意思和韦伯（Max Weber）的观点大有相通之处。
钱先生对于现代学术必须分途发展一点，有很明确的认识。徐复观在1980年11月16日的日记也说： 连日偶翻阅熊十力先生的《乾坤衍》，其立言猖狂纵恣，凡与其思想不合之文献，皆斥其为伪，皆骂其为奸。而依照新儒家严格标准，即使是此一二人所见的，也有这样或那样的偏颇。师适在1937年1月18日的日记中说： 到北大，与锡予先生畅谈。
这正是由于他深信儒家的政治理论有一个合理的内核，可以与现代的民主相衔接。我们自然不应轻易怀疑高攀龙和其他理学家有过此类心理的经验，因为他们的工夫历程是有明确的记录的。
朱、陆究竟代表同一正宗的不同工夫取向呢？还是一为旁出呢？这一判断上的差别透露出义理系统上最基本的分歧。不但如此，新儒家还更进一步，通过现存的文献和传记材料，他们自信可以断定宋明理学家中谁能上继孟子，见得道体，其见道究竟循着什么工夫进路，以及所成就的义理系统又属于哪一种形态等。但是新儒家又确有新的成分，并不是简单的复古。此种道统是截断众流，甚为孤立的。
用今天的话来说，钱先生所提倡的是宏观和微观交互为用。这就是说，对于个人最关重要的终极信仰是与民主政治完全不相干的。】 可见他一方面戒学者勿陷入门户的偏见，另一方面又强调现代学者只能走专门化的道路，不能再妄想作教主或导师。在人文研究的领域中，传统正是内在理解的关键所在。
这个曲折有趣的说法大概是从黑格尔的哲学中变化出来的，所谓自我坎陷即相当于Self—diremption。值得注意的是韦伯所举的史例主要都是近代西方的，而其中却包括了中国的科举任官制在内。
在实证主义者的眼中，不但自然科学是理性的最高典范，而且自然科学家也体现了人类的最高道德——如无私地追求真理、诉诸理性的说服力、诚实、公正等等。而陈梦家《尚书通论》也得到了同一结论，但却不知此解已为方氏所先论。
思想界和文化界也市场化了，各种品质混杂的货色都可以自由竞争。他曾说： 今天的学问已是千门万户，一个人的聪明力量，管不了这么多。经、史、子、集虽分为四部，四部之内又各有千门万户，但是所有部门都呈露中国文化的特性，因而也都可以互通。这类的大问题当然不免有见仁见智的不同。由此可见，同样以超越体证为判断根据，所建立的道统谱系则可以相去极远。这正是人和石头不同的所在。
他对儒家的看法可以分两个层次来说：第一是历史事实的层次。牟宗三《从陆象山到刘蕺山》一书评此事说： 象山之高明爽朗表现于内圣之学……而陈同甫者则是高明爽朗之于事功之学者，故重英雄之生命。
这个心体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一真实的存在，即陆象山所谓此心或王阳明所谓良知。【《胡适论学近著》，第496页。
十力则起居无尺度，言谈无绳检。这是中国传统所强调的先识其大。
很显然的，这一理论建构必须与社新儒家精神世界中居于最高指导地位。在第一流的中国史学家中，汤用彤和陈寅恪便和他的观点甚为接近。据我反覆推究的结果，我以为钱先生所强调的其实是说：儒家的终极政治理论与其说是助长君权，毋宁说是限制君权。】）中国的行政官员，自汉代始，即由全国各地选拔而来，并以德行和知识为绝对的标准，这是世界文化史上仅见之例。
但两人居西湖，相得甚深。如《中庸》、《易传》、《周礼》的时代都是不能不加以考证的。
但良知一旦泛滥到这步田地，少数先觉的存在便没有必要了。彼虽提倡民主，而其性格实非常独裁……我不了解他何以疯狂至此。
钱先生在宏观层面所下的论断不少，而且往往引起争论。从整体系统的观点出发，他最关心的是怎样发掘出中国文化传统的特征，因此往往以西方文化作为对照。
但是现代一般人并没有作过这种精神修炼，更不曾证会心体和道体，因为无法在这一层次上分辨儒学史上谁已见道、谁未见道、或谁见道不明等等。他晚年想通过现代流行的学术分类以比较中西异同，才用了中国哲学的名词。钱先生毕生致力于破除门户之见，更不肯自己另建门户，其更深一层的根据便在这里。此种主观的、单传孤立的、易断的道统观，其实纰缪甚多。
但是双方的壁垒分明，则不容讳语。我们又可说它是一种易断的道统。
自问薄有一得，莫匪宋明儒之所赐。新儒家的道统观对于具有同样体证经验的人也许已是不证自明。
《中庸》说：虽有其德苟无其位，亦不敢作礼乐。他否认我们已发现了普遍的历史规律，可以同样适用于中国和西方。